在人類文明早期階段產生的各政權無不以暴力為核心要素，中原地區的夏、商二朝亦然。武王克商后，中國政治文化率先跳出“以暴易暴”的窠臼，首開以德治國的新局，并從制度、儀式、思想領域推行文化建設，史稱“周公制禮作樂”，代表了中國人的道德覺醒，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創舉，其意義至今沒有為國內外學術界所真正認識?！吨芏Y》《儀禮》《禮記》（通稱《三禮》）的主題，大致與上述三方面的文化建設的成果對應，是經過輯錄、補苴、完善，再作理論提升之后的文本形態，彰顯了儒家強烈的經世意識與人文關懷。
一、禮無虛作，皆為經世而出
王國維說：“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，莫劇于殷周之際?！币笈c周的根本區別，在“有德”與“無德”。夏、殷之亡，亡于“不敬厥德”。作為前車之鑒，周人當“疾敬德”，迅疾樹立“敬德”的執政理念。德為一身之主，亦為一國之魂，“王其德之用，祈天永命”（《書·召誥》），惟有以德治國理民，方能得到天的長久護佑。從無德走向有德，西周的社會氣象為之丕變。
禮將屬于理念范疇的德加以分解，將其分層、分級導入操作層面，是顯性化的道德，王國維說“周之制度典禮，乃道德之器械”，乃是不刊之論。禮治即德治，號稱“經禮三百、曲禮三千”（《禮記·禮器》）。禮治的取徑有三：制度，禮儀，思想。三者的結合，構成了舉世無雙的中國治政之道，彰顯了超絕一世的氣魄與智慧。
制度 上古時代，世界各國無不以暴力作為執政常態，宮廷不過是王者一人興之所至、生殺予奪的空間，不受任何約束。周人摒棄暴政，開創以文化治國的先河，即所謂“文治”，從典章制度、大經大法入手，不斷拓展與細化，制定了議政制度、即位改元制度、五門三朝制度、國野制度、畿服制度、巡守制度、冊命制度、盟會制度、覲聘制度、朝貢制度、庠序制度、國恤制度、荒政制度等，其中既有嚴格的剛性約束，亦有大量類似于今人所說“軟法”的柔性指導，各部門、各地區分頭踐行，彼此呼應，渾然一體。作為公共管理空間，權力被分成類別、層級，所有官員的職權都有明確的限定，業績的優劣均有嚴格的考課，行政管理從此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。
禮儀 禮儀是華夏民族的生活方式。人是具有社會性的動物，以族群為基本生活單位，族群的生活方式構成內部的文化生態，它與自然生態一起，對人們的性格、品行等共同發生作用。氏族時代的族群生活，最初是自發的、散在的，率性而為，帶有濃厚的原始風俗的色彩，缺乏人文內核。周人高瞻遠矚，希冀通過構建道一風同的生活形態，逐步培植適合人與社會健康成長的文化土壤。為避免強制的變革引發社會動蕩，周人采取溫和的、從俗到禮的方式，引導社會走向文明，如氏族社會的成丁儀式、搶親習俗，被改造成為文明的冠禮、婚禮；父母死后拋尸于野的風俗，被改造成為入土為安的葬禮，以及慎終追遠、光前裕后的祭禮。在舊俗中植入了人文精神。在此環境中生活，而為仁愛莊儉、辭讓誠信之風熏陶，鄉風民俗日新月異，無疑是為德治之一助。
思想 人有精神家園，有思想世界。人健康成長的動力，來源于內心的道德根基。道德根基的形成，主要來自政府主導的教育機構的培植。政府“非徒政治之樞機，亦道德之樞機也”。涵養德性，變化氣質，賦予正確的人生態度，造就有德君子，是教育的核心目標，“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”（《大學》）。周道四達、禮樂為交通，德治精神傳導于上下，朝野的國家信仰、文化認同、價值取向、生活方式日趨同一，禮治的文化土壤日益豐厚。
禮的主旨是從內到外轉變人，包括內在的思想與外在的形象，推動社會進步，故禮不空作，一禮必內涵一義、必有操作的形式?？鬃右浴坝粲艉跷脑铡保ā墩撜Z·八佾》）一語盛贊周禮，進而刪述“六經”，七十子后學繼述、闡發之，漸次形成《儀禮》《周禮》《禮記》三部經典，大體與禮儀、制度、思想三者對應，是周公之典的升級、加強版，內容廣泛、思想深刻，是為儒家文化的思想寶庫，標志著周代禮樂文明理論形態的形成。
二、“以天下為一家”，建立統一的官政制度
周公是中國道德禮治的創立者，其主旨在為萬世開新局，而非建立一代之制：“其制度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，乃出于萬世治安之大計，其心術與規摹，迥非后世帝王所能夢見也?！逼浜?，孔子提出“以天下為一家，以中國為一人”（《禮記·禮運》）的天下大同的終極理想，令萬民生活在同一完美制度之下。此說反映了人類共同的理想，“推而放諸東海而準，推而放諸西海而準，推而放諸南海而準，推而放諸北海而準”（《禮記·祭義》），成為萬代景仰的高山。
《周禮》一書，以官政的形式詮解治國方略，可謂曠世罕見，在中國文化史上獨樹一幟。此書樹立了以分類、分級管理的方式來體國經野、設官分職的典范；其最精妙之處是以人法天，將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與陰陽五行思想熔為一爐，鑄為總御宇宙六合的政治框架，天人合一的外在色彩與道德理性的內核互補，體大思精，竑纖畢貫，后世職官類著作幾乎無法超越。
《周禮》將行政管理機制導入體系化、理論化層面。六官分掌治典、教典、禮典、政典、刑典、事典，對應宮廷、民政、祭祀、軍政、司法、營造六大部類事務。大宰總掌十條官法，統御朝野、官府、民眾、財富：以六典治邦國、以八法治官府、以八則治都鄙、以八柄馭群臣、以八統馭萬民、以九職任萬民、以九賦斂財賄、以九式均節財用、以九貢致邦國之用、以九兩系邦國之民。六卿下轄三百六十職，統理朝野萬事，擘劃詳密，條理粲然。
《周禮》以簡馭繁，將“經禮三百，曲禮三千”劃分為吉、兇、軍、賓、嘉五大類；將祭祀天、地、祖先神祇的儀式，分為大祀、中祀、小祀三級，等差有序。服飾器皿，名目詳備，應有盡有，如天子冕服為大裘冕、袞冕、圖片冕、毳冕、??冕、玄冕等六種；天子禮神用玉，有蒼璧、黃琮、青圭、赤璋、白琥、玄璜等六玉；天子乘車，有玉輅、金輅、象輅、革輅、木輅等五輅。如此等等，如網在綱，有條不紊。后世史官，對這一中國軸心時代創作的官政大作，推崇備至，認為三代之制，“所以為百世法者，以其華質適中也”，無不視為典范而多方采擷。
后世設立當朝典制，凡遇聚訟，無不折衷于《三禮》。如帝王南郊祭天是祭禮的最高等級，祭天之服，或說為大裘而冕，或說是袞冕，莫衷一是。宋英宗治平二年、神宗元豐四年、哲宗元祐元年、高宗紹興十三年，曾反復廷議，禮官與禮家激烈爭辯，多引《三禮》為證，影響之大，不難想見。
《周禮》所載制度，契合中國社會的國情、社情、民情，且多能與先秦典籍記載勾連，遂成為歷朝政府的政治標配、一體遵奉的典禮定式。至遲從隋開始，典制開始依傍《三禮》，如三省六部制中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，便是直接搬用《周禮》六官而來，成為定格，此后沿用至清，再未變更。及至五代、遼金元清，多有四裔入主中原，但無論是誰，若要入承中華大統，都必須繼承《三禮》規定的政體形式，舍此就無執政的合法性，被視為異類，殊難坐穩江山。
金人覬覦中原已久，當年入汴，即潛心準備，“既悉收其圖籍，載其車輅、法物、儀仗而北”。其后，“世宗既興，復收向所遷宋故禮器以旋，乃命官參校唐、宋故典沿革，開‘詳定所’以議禮，設‘詳校所’以審樂”，據以擬訂金朝典制。太宗天德以后，按《周禮》所示，步步完善，先是“常以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、皇地祇于圜丘，夏日至祭皇地祇于方丘，春分朝日于東郊，秋分夕月于西郊”，后又設宗廟、禘祫、朝享、時享等禮。
忽必烈建立元朝，劉秉中奉命定國號、設計元大都，劉氏用《易》“大哉乾元”語，定國號為“元”，又據《周禮·匠人》“左祖右社、面朝后市”語，奠定皇城內太廟、社稷壇、朝位、市場分布的大格局；宮內建筑的琉璃瓦，亦按《周禮》之意，分別用五方色。又依《周禮》設天壇、地壇、日壇、月壇，按時致祭，以示周家氣象。
滿清建國，直言欲“與三代同風”，以宣示接續中華法統，其典制雖有滿族色彩，但大格局則從《三禮》?！肚迨犯濉ざY志》云：
自虞廷修五禮，兵休刑措。天秩雖簡，鴻儀實容。沿及漢、唐，訖乎有明，救敝興雅，咸依為的?；突秃?，上下隆殺以節之，吉兇哀樂以文之，莊恭誠敬以贊之?？v其間淳澆世殊，要莫不弘亮天功，雕刻人理，隨時以樹之范。故群甿蒸蒸，必以得此而后足于憑依，洵品匯之璣衡也。斟之酌之，損之益之，修明而講貫之，安見不可與三代同風！
清初考訂禮制，“凡祭三等：圜丘、方澤、祈谷、太廟、社稷為大祀。天神、地祇、太歲、朝日、夕月、歷代帝王、先師、先農為中祀。先醫等廟，賢良、昭忠等祠為群祀?！逼浜蟛粩嘤姓{整，而大體遵從《周禮》。除天子外，“至親王以下家廟，祭始封祖并高、曾、祖、禰五世。品官逮士庶人祭高、曾、祖、禰四世”，乃沿襲周代諸侯五廟，以及宋代品官及士庶人祭四代的傳統。
可見，千年之中，盡管政權屢屢更迭于上，而國家文化形態并未出現顛覆，中華依然是中華。其原因固然很多，而政權形態基本不脫《三禮》范圍，應是重要緣由之一。
《三禮》典制，內涵深刻、儀式典雅，且傳為周公手作，故被視為匡正風俗的準則，深受后世追慕。賈誼厭惡“漢承秦之敗俗，廢禮義，捐廉恥”的局面，切望文帝“定制度，興禮樂”。武帝即位后，曾“議立明堂，制禮服，以興太平”。宣帝時，諫議大夫王吉上疏言，欲扭轉當時“詐偽萌生，刑罰無極，質樸日消，恩愛浸薄”的現狀，就應“述舊禮，明王制”。班固贊揚周禮是教化民眾的不二法門：
周監于二代，禮文尤具，事為之制，曲為之防，故稱禮經三百，威儀三千。于是教化浹洽，民用和睦，災害不生，禍亂不作，囹圄空虛，四十余年。
《禮記·經解》亟言朝覲之禮、聘問之禮、喪祭之禮、鄉飲酒之禮、昏姻之禮的教化作用，在敦化倫理、教人相親。對此，《漢書·禮樂志》極為認同，故約引此語，并申述其義：
人性有男女之情，妒忌之別，為制婚姻之禮；有交接長幼之序，為制鄉飲之禮；有哀死思遠之情，為制喪祭之禮；有尊尊敬上之心，為制朝覲之禮。
可見，《三禮》記載的制度受到漢代學者的普遍認同，其影響之大，可窺一斑。
歐陽修以“禮”的虛與實臧否“三代而上”與“三代而下”的治道，“由三代而上，治出于一，而禮樂達于天下”；三代寓教于禮，“凡民之事，莫不一出于禮”，故能“使天下安習而行之，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”；“由三代而下，治出于二，而禮樂為虛名”，社會亂象叢生。足見三代禮樂之治乃是歐陽修心中治平的典范。
《儀禮》文古義奧，不易卒讀，但作為周公之典，始終受到尊重。漢魏皇太子冠禮、皇室嫁公主儀式，以《士冠禮》《士昏禮》為基礎?！多l飲酒禮》教民在揖讓進退之際，學習尊老敬長之禮；《鄉射禮》教民習射，“發而不中，反求諸己”（《禮記·射義》），反觀內省，涵養德性。二禮在民間盛行千年，淳化民風，敦厚人倫，最足稱道，直至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開始，因政府經費緊缺方才停止。
《儀禮》影響民間生活方式，以宋最為典型。宋儒為與強勢的佛道二教相抗衡，著意從《三禮》中尋找適合民生日用的禮儀資源。司馬光將《儀禮》之《士冠禮》《士昏禮》《士喪禮》等篇刪繁就簡，而成《溫公書儀》，率先推行于世。此后，又有《文公家禮》出，上承《書儀》四禮規模而損益之，遠播于朝鮮、日本等地，于當地社會生活的儒家化，厥功甚偉。
朱熹精通《三禮》，是宋代禮學第一人，因痛感禮制、禮學對鄉風民俗、國家穩定的極端重要性，晚年將《三禮》所見之禮依其新定結構重新匯輯，作《儀禮經傳通解》。朱子《乞修三禮札子》云：“以《儀禮》為經，而取《禮記》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禮者，皆以附于本經之下，具列注疏諸儒之說，略有端緒”，包括《家禮》《鄉禮》《學禮》《邦國禮》等，以及未及完成的《王朝禮》《喪禮》《祭禮》等篇，希冀為萬世提供治國的大綱細目。
《三禮》對中華民族的最大貢獻，是使舉國的文化認同不斷凝聚，并且定格。
三、“以中國為一人”，塑造統一的人格標準
《周禮》專述官制，《儀禮》載記儀式，二經文字深奧冷僻，讀者多視為畏途?！抖Y記》是會通《周禮》與《儀禮》的橋梁，七十子對周代典制多所詮釋、闡發，學者可執此而通彼。此外，《禮記》出于七十子后學之手，所記所論，最得夫子之學的真諦，內容宏富，既有將禮學理論化的內容，亦有對人生哲理、生命價值、涵養心性等重要問題的闡發，又有對人與自然相處的法則、人與人交往的儀節的記述，堪稱是儒家文化的百科全書，任何層次的讀者，都可以從中汲取各自想要的營養。中國人的思想世界、精神家園，由于《禮記》的影響而得以形成，天下士子無不受其浸潤。
周公制禮作樂，“其旨則在納上下于道德，而合天子、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、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”，已含有“一道德”“齊風俗”之義。禮是齊一天下道德的器械，“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；教訓正俗，非禮不備；分爭辨訟，非禮不決”（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），禮是全社會一切行為的準則?！耙灾袊鵀橐蝗恕?，旨在塑造統一的人格標準，《禮記·樂記》云：“禮以道其志，樂以和其聲，政以一其行，刑以防其奸。禮樂政刑，其極一也，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?！庇谜c刑推行禮樂教化，使萬民的德行歸于齊一，使中華凝聚成為一個民族，是儒家的理想。
儒家經世濟民的基本邏輯是修己、治人，《禮記》是儒家修己治人之學最核心的載體之一。社會發展的起點是人自身的發展，即從動物學意義上的人成長為道德意義上的完人?？鬃訉⑷说牡赖聽顟B劃分為五個層次，由下往上依次為：庸人、士、君子、賢人、圣人。以禮修身立德，是人生第一需要。凡讀《禮記》者，皆知禮與德為表里，而生以禮修身的強烈意愿?！盾髯印駥W》說：“學惡乎始？惡乎終？曰：其數則始乎誦經，終乎讀禮；其義則始乎為士，終乎為圣人?！睆钠接怪似鸩?，漸次成長為士、君子，禮是一以貫之的階梯，是人格塑造的主要憑借?！墩撜Z·顏淵》說，“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”，士君子以先覺覺后覺，引導小民上進，如此層層拓展，最終進入天下為公的境地。歷代儒者崇禮、學禮、行禮之風，借由《禮記》，而貫穿古代中國的始終。
近百年來，學界抹黑周代禮樂文明，對《三禮》的歷史貢獻諱莫如深。最典型的是宋代學術研究，學者多說“理”而避談“禮”，甚至刻意將“理”與“禮”截然對立。以致社會層面普遍以為，宋儒好空談心性理氣，不食人間煙火，毫無生活情趣。事實恰恰相反。
宋儒懲于五季之衰亂與黑暗，以復興儒學、改造社會為第一要務，故無不從現實生活中的禮起步。朱熹說：“國初人便已崇禮義，尊經術，欲復二帝三代，已自勝如唐人”。宋人多推尊周代古禮，周敦頤說：“不復古禮，不變今樂，而欲至治者遠矣！”伊川先生云：“推本而言，禮只是一個序，樂只是一個和。只此兩字，含蓄多少義理”，“天下無一物無禮樂”，“禮樂不可斯須去身”；認為《儀禮》可以提振大眾文化品位，認為“冠禮廢，則天下無成人”，“養心莫大于禮義”。中華地域遼闊，各地發展不平衡，中原與夷狄之別，是在禮與非禮。中原欲保持既有的文明高度，必須群體守禮，否則文化必然倒退。二程說“禮一失則為夷狄，再失則為禽獸”，離開禮，宋儒之學即成無本之木。
以下試以北宋五子之一、理學名家張載為例，考察理學家與禮學的關系。今人言張載，多以誦其“四句教”為能事，而不復知有其他，張載之學遂被掏空。當知，張載之學最重禮，司馬光云：“竊惟子厚平生用心，欲率今世之人，復三代之禮者也”；“教人學雖博，要以禮為先，庶幾百世后，復覩百王前”?！端问贰贩Q，張載“與諸生講學，每告以知禮成性、變化氣質之道，學必如圣人而后已”。
張載以禮為道德之最高體現：“禮即天地之德”，“禮者圣人之成法也，除了禮，天下更無道矣”；“圣人亦必知禮成性，然后道義從此出”。張載以禮為修身進德之津梁，人之成長，必自禮始，感嘆“進人之速無如禮”；又云：“人必禮以立，失禮則孰為道？”故人當“以禮成德”，“凡未成性，須禮以持之，能守禮已不畔道矣”。又云：“學者且須觀禮，蓋禮者滋養人德性，又使人有常業，守得定，又可學便可行，又可集得義。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，集義然后可以得浩然之氣。嚴正剛大，必須得禮上下達?！狈Q禮可“滋養人德性”，使人“守得定”，“可學便可行”，“可集得義”，“嚴正剛大，必須得禮上下達”。
張載之學頗重視“誠”，但誠并非蹈虛履空的范疇，惟有與禮相須，方能有所征、有所見、終至成就：
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征，蓋誠非禮則無以見也。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后，須兼修之。誠謂誠有是心，有尊敬之者則當有所尊敬之心，有養愛之者則當有所撫字之意，此心茍息，則禮不備，文不當，故成就其身者須在禮，而成就禮則須至誠也。
張載終身學禮、守禮，樂此不疲，不為物議所動：“學者行禮時，人不過以為迂。彼以為迂，在我乃是徑捷，此則從吾所好。文則要密察，心則要洪放，如天地自然，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?！睆堓d堅信，自庸人上躋至圣人，莫切乎禮，無法躐等而行：
學禮，學者之盡也，未有不須禮以成者也。學之大，于此終身焉，雖德性亦待此而長。惟禮乃是實事，舍此皆悠悠，圣庸共由此途，成圣人不越乎禮，進庸人莫切乎禮，是透上透下之事也。
張載堅持以禮自治，亦主張以禮治民，認為“欲養民當自井田始，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于禮外”，此即《樂記》以禮樂政刑治民之說。張載重禮如此，周敦頤、二程、司馬光、朱熹等皆無例外，限于篇幅，此不贅述。
入清，《三禮》之學勃興，名家大作疊出，仕宦亦無不受其影響，曾國藩堪稱典范。曾氏熟讀經史百家，諳熟儒家治國之道，晚年所作《圣哲畫像記》，似以為子孫留學術遺言，云：“先王之道，所謂修己治人。經緯萬匯者，何歸乎？亦曰‘禮’而已矣”；又言：“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，學禮焉而已”，是乃深得禮學治世大義者。
《禮記》對歷代學者人格的影響之大，堪稱化入血脈，深入骨髓，無可替代。
四、當今社會，如何善待《三禮》
《三禮》是否還有當代價值？這原本是學術問題，但由于近代歷史特殊背景的原因，在如今的中國首先是一個觀念問題。
有人說，《三禮》是農業文明時代的作品，如今已是工業文明時代，經濟基礎變了，上層建筑必須跟著變，《三禮》早已老舊、落伍，不可能再有現代價值。此說似是而非。
歷史發展，有古今之別，但有人將“古今”切換成“新舊”，意在偷換概念。古今，是客觀表述時間上的先后；新舊，則帶有褒貶的色彩。今人多喜新厭舊，凡新皆好，凡舊皆壞，舊文化，一定過時、迂腐、封建。文革時，將五千年古文明統統歸為“四舊”：舊思想、舊文化、舊風俗、舊習慣，舉國痛批。這種新與舊的分別，往往還與中西文化勾連，將現代化等同于西化，西方人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。中國人只有舊文化，西方文化無論古今，一切都新。如此，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不僅順理成章，而且理直氣壯。
如果說工業文明之上只能有與之完全適配的文化，那豈止《三禮》，《詩經》《楚辭》，《老子》《莊子》，《史記》《漢書》，唐詩宋詞，四大名著，京劇昆曲等等，無一不是農耕文明的產物，豈非都要“掃進歷史的垃圾堆”？西方文化亦并非都是工業文明創造的產物，古希臘是世界上典型的奴隸制時代，聳立于其上的文化，如柏拉圖的《理想國》，亞里斯多德的《物理學》《形而上學》《倫理學》，以及《荷馬史詩》等，奧運會點燃圣火儀式等，哪個是工業文明的產物，是否也應該一并揚棄？英國的汽車制造業，無論品牌，抑或設計、動力、材料、工藝、產量、流水線、電子化、舒適度等，無不領先于世界，而英國皇室至今用18世紀的皇家馬車作為迎接國賓的最高禮遇，按照某些人的邏輯，這豈不是食古不化，或者是企圖復辟？
文化形態與經濟基礎確實有彼此適應的關系，但并非整體綁定、沉浮與共的關系。優秀文化可以穿越時空，縱貫古今，歷久彌新，魅力永在，無論西方東方，皆是如此。周人確立的道德、仁愛、正義、秩序、和諧、修身、恭敬、莊儉等理性法則，不管社會發展到何種階段，都不可或缺或離，作為這些核心理念主要載體的《三禮》，正應作如是觀。
或說，古代中國的禮節奏太慢，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，會影響經濟的發展。此說影響很大，人們多人云亦云，不假思索即贊同，故亟待澄清。
中華禮儀會影響當代經濟發展？看看今日之日、韓，其說即不攻自破。日、韓歷史上深受儒家文化浸潤，近代以后成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，生活節奏不可謂不快，但兩國至今沿襲自古相傳的儒家禮儀，日本皇室甚至保留了唐朝的宮廷禮儀。這一切，不僅沒有影響兩國的工業化進程，而且在全世界樹立了禮義之邦的形象。不知何故，同樣的事情，一到中國就成為問題。
近代以來，我們揚棄傳統文化，與西方文化“接軌”，把自古以來的“改正朔”，改成了“陽歷”（格里高利歷），宣布廢除沿用了數千年的“舊歷”，以為這樣就跟上了世界的潮流，用上了最先進的歷法?？墒?，舊歷是廢除得了的嗎？一百多年來，中國民眾熱衷的還是除夕、清明、端午、夏至、中秋、冬至等節氣；在盛夏與寒冬，老百姓依舊數著三伏、三九過日子，沒有人理會陽歷。如此，中國的歷法出現了“兩張皮”的尷尬，舉國要過兩個新年：元旦與春節，國家領導人要發表兩個新年賀詞。此外，我們斷然放棄了“年號”紀年法，認為那是封建文化，生怕因此影響我們進步到資本主義。具有諷刺意味的，是亞洲最早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卻始終沒有取消年號紀年法，而非用西歷紀年。事實證明，日本的經濟發展好像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。
改革開放幾十年之后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意識到，國家發展離不開文化的引領。一個民族的文化形態，不能割斷歷史，生造硬湊，那將是無源之水，無本之木，不可能存活；亦不能拋棄民族尊嚴，靠剽竊、抄襲異質文化來拼裝本位文化，最終亦不可能為中國人接受。時下中學的成年禮五花八門，有一千所中學就有一千種成年禮，令人啞然失笑。如今城里人的婚禮，幾乎完全西化，新娘身披白紗，近乎喪服，而新人樂此不疲。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居然創造不出屬于自己民族的婚禮，豈非咄咄怪事？
就《三禮》本身而言，其學術研究的空間依然很大，主要原因是，《三禮》文字古奧難讀，學術難點觸目皆是，當代精熟《三禮》文本的學者寥若晨星，學術界任重道遠。此外，《三禮》在當代的社會價值，亦未可小覷。
首先，社會的發展，歸根到底是人類自身的發展，即人類自身的道德的提升與完美，這一命題超越時空，《三禮》正是緊緊圍繞這一主題而發。兩千多年過去，人與社會的道德成長的任務遠未完成，當今社會的道德問題依然在《三禮》觀照的范圍之內，故猶有指導與借鑒意義。
其次，任何民族的發展，都必須根基于自身的歷史傳統與文化自信之上?！度Y》是今人尋找文化血脈最源頭、最權威的經典。這樣說并非要回到周代，《禮記·禮器》說，“禮，時為大”，禮的形式始終在與時俱進，但禮的精神是恒定不變的。如《士冠禮》旨在提示成年者的成人意識，以及對社會的擔當意識；《士昏禮》旨在提醒新郎、新娘“合二姓之好”（《禮記·昏義》）的意識，共同承擔家庭建設的責任；《特牲饋食禮》《少牢饋食禮》旨在事死如事生，追念亡故的父母親養育之恩，以光前裕后為畢生志向。如此等等內容，不正是我們社會千百年來始終追求與遵循的文化精神嗎？
再次，《儀禮》各篇所載盡皆周代典禮儀式，不少人由此斷定為歷史陳跡。殊不知，其中亟待開發的、足以驕人于世的寶藏相當之多。如《鄉射禮》，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的記載射箭比賽規程的文本，有教練、裁判、記分員、報靶員，有三種長短不同的射道，可進行三個等級的比賽。此外，還將多項德行教育揉進比賽過程，教育射手樹德立志，禮敬對手，正確對待失敗，發而不中，反求諸己云云，潤物細無聲，彌足珍貴。再如，《聘禮》是迄今所見、全世界最早的外交禮儀的文本，令人驚訝的是，現當代國際外交禮儀中的外交對等的原則，以及出入境禮儀、禮品致送、公私會見程序等范式，《聘禮》都已具備。我國如今的外交禮儀，幾乎都是沿襲歐美各國而來，將來如何在國際外交活動中彰顯中華文化的特色，《三禮》是重要資源，只要深入探尋，總有驚喜出現。
《周禮》一書，有豐富的國家行政管理的資料可供今人借鑒，如《地官·大司徒》有在災荒之年如何防止災民離散的十二條救荒之政：散利（貸給種子、糧食）、薄征（減輕租稅）、緩刑（寬待因饑荒而犯法之人）、弛力（停止徭役）、舍禁（開放平時禁止民眾進入的山林等管理區）、去幾（免除關市的稅收）、眚禮（簡化禮儀過程）、殺哀（減省兇禮儀節）、蕃樂（收藏樂器不奏）、多婚（鼓勵婚配、增加人口）、索鬼神（尋找并修復已廢棄的祀廟）、除盜賊（嚴防盜賊趁亂作案）。用今日眼光看，十二荒政即是社會緊急救助的預案，面面俱到，值得參考。此外，《周禮》在山林等自然資源的保護、物資進出庫的管理、人口清查如何防范官員虛報等，思慮周密，設計完備，可惜當下干部閱讀過此書者，鳳毛麟角。
《禮記》對于今日社會可產生的影響，依然位列《三禮》之首。如《禮運》篇，有孔子論述大同、小康之說，堪稱指引中華民族奮斗的燈塔，其地位堪與古希臘學者柏拉圖的《理想國》相頡頏，為每位國人不可不知者?？涤袨樵鴵鳌洞笸?，孫中山以“天下為公”號召萬眾，影響之大，不難想見?！秾W記》是我國最早的教育理論專著，所倡導的因材施教、教學相長、啟發式教學等教學理念，精彩無比，完全沒有過時。再如《樂記》，是我國最早的音樂理論專著，討論音樂的起源、教化作用、社會價值、樂教與政治等問題，提出聲、音、樂三分的理念，獨特而深刻，對于建立當代中國風格的音樂理論體系，大有裨益。又如《儒行》篇，孔子談儒者的十五條德行，論說氣節操守，精辟峻峭，擲地作金石聲。宋代皇帝多以此篇贈新科進士，勉勵其精忠報國?？箲饡r期，章太炎亦大力提倡此篇，激勵國人勇赴國難。當今之世，國際風云波詭云譎，青年學子尤其需要誦讀與踐行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《禮記》多修身立德之格言，富于人生啟迪，民國時多所大學的校訓即直接取資于此書?！抖Y記》中有許多關于官風官德的警句與格言，表述簡明清新，便于記憶與傳誦，完全可作為政府官員的基本守則?！抖Y記》的中國式表述，更接地氣，大眾耳熟能詳，可為今日推進社會文明的極好資源。
清末民初，孫詒讓不滿當時社會唯西方馬首是瞻的風氣，而作《周禮政要》，歷數《周禮》中與西方文化殊途同歸之處。而當時舉國為“全盤西化”之說裹挾，無人理會孫氏之說，至為可惜。時至今日，我們理應以更加開闊的胸懷，善待古昔先賢留下的文化遺產，否則難免會化神奇為腐朽。
將《三禮》的價值轉化為大眾的文化資源，尚需政府主管部門的認同與運作。北京奧運會之前，筆者建議將《儀禮·鄉射禮》作為開閉幕式的表演項目，既是歷史，又是文化，還是原汁原味的中國體育；北京冬奧會之前，筆者組織編寫中小學傳統禮儀教育的教材，希望以此提升民族形象等等，但都難以得到有關部門官員的俯允。因此，日后行政官員的文化品位如何提升，亦是一亟待解決的問題，否則，再好的人文關懷只能虛懸于空，無法落地。（彭林）
